【傳播論壇】傳媒研究上的空缺與補充-參加2009年傳學鬥編劇訪調發表會後有感

【2009.10.21／媒改社／張十七撰】

昨天在傳學鬥舉辦的訪調發表會上，在座的編劇被問了一個傳播學界的尋常問題：「你們怎麼看待置入性行銷？」入行四十年與近二十年的兩位受邀出席的編劇，口徑一致、毫不懷疑的回答是：「商品置入能帶進更多的製作資源。反正這些商品原本就存在現代人的生活周遭，只要廠商不過份干涉劇本編寫的過程，何樂不為？」

現場的一問一答，刺激了我回想起六年前撰寫碩士論文過程中所犯的錯誤。當時我預設了置入性行銷是外部力量對影視產品生產過程的一種操弄，勞動過程中當然會有操弄者／被操弄者的二元對抗問題。一位慨然接受我打擾的製作人，在某次的訪談結束前反問我：「你是不是覺得老是有人在控制或命令我做事情？」我窘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她接著說：「我覺得我們的工作是在不斷地完成任務，就算是商品置入的專案也是任務的一種。」六年前，我把她的這個回答當作是勞動過程受到馴化的證據，沒能體會到她的質問背後還有深層意義。

在鉅觀（macro）的層次上，我們當然可以說置入性行銷的普遍化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世界不斷被商品化的進一步表現，過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總是想盡辦法找到宣洩出口，在傳播事務上法律所劃下的廣告界線（純淨真實要與宣傳操弄嚴格兩分）也就一再被突破。我們用反資本主義的立場（或什麼其他的理由）在論述上反置入性行銷，理至易明。但這個理由是不是可以那麼方便直觀地下降到微觀層次，用來描述或理解勞動過程中的諸面向，從而為行動賦予意義並使之脈絡化呢？也就是，以為這些生產者的勞動過程的自主性因為廠商的介入而破壞了，所以他們「不得不」「被迫」要委曲自已牽就廠商的要求，折損創意能量。真的如此嗎？

這樣的推論限制了六年前的我對影視產業勞動過程的理解，把勞動者的「委曲」限縮在創作與自主性的折損上。現在的我會把這種理解當成是異化論的濫用，以及無反思地挪取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論的批判。勞動者真正的委曲是什麼？勞動過程的困境是什麼？權力如何運作？而總的產業體制如何構成（formation）？這些政治經濟的問題，若只是繼承法蘭克福派的學者對精緻藝術（fine arts）的懷想衍生出的文化批判路徑，那麼造成了盲視後果（如同六年前的我），可說不意外。進一步說，所謂文化工作者的「自主性」、「創意」，從來不是真空中的鐵板典型，而是在具體情境中型塑而成（這已經是結構／行動者論述的老梗）。既然情境的遞變不止，那麼探問自主性的折損，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呢？這大概是那位製作人對我的質問的哲學根據吧。再進一步說，若自主／屈從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而僅作為一種想像的對立，那麼這種假矛盾也就沒有展開的可能，這種理解對社會變革的推動上是有妨礙的。

既然傳媒勞動者的處境，是當前傳媒生態的具體反映，是整個體制與構造的微觀縮影（既是縮影，就有放大加以理解的可能），所以是我們研究者要誠實面對的課題。然而對傳媒政治經濟的研究者而言，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只是在外部表現為商品過量（與相應的商品化進程），更在內部的生產過程中具現於剝削、分配不平等等實質的物質性矛盾（這種經濟決定論還沒有被我們研究者實踐到底，就不應該被放棄），並且被組織型式、生產模式等等體制所環繞。這種一翻兩瞪眼的矛盾才有展開的可能性，會是社會變革之所依。由此，勞動者不只是作為研究的對象（object），更是應貼近結合的主體。

由於傳學鬥的朋友處於傳媒勞動者的養成／預備階段，具有主客合一的特殊性質，因此對勞動者的訪調具有實踐性的、批判性的深刻意義。傳學鬥今年的訪調，指陳了台灣編劇的生產類型以及相對應的勞動狀態，除了一般認知到的長工時與彈性化的勞雇關係外，更具體地揭露了非偶然性地作白工（被騙稿）、稿費拖欠、on檔戲編寫上勞動強度的壓縮等等問題，而契約議定的不平等性、著作權的模糊化、無法分配重映費、養成過程的不確定性（不成功的師徒制）、名聲（credits）與人脈在爭取工作機會上的重要性、編劇地位的邊緣性等等，在在反映了台灣影視產業的不成熟狀態。其中穿插了他國（美、日、韓） 的資料為對照，使得訪談材料立體化，增加了可讀性。

特別有意思的是，2007年傳學鬥首次操作訪調時（對象是記者），沒能把勞體者的經驗現象脈絡化與深刻化，只能取用勞動者的經驗，於回饋與培力的總目的還遠遠不及。但今年勞動者（編劇）的回應更為積極，甚至激發出更多團結與組織的想像（然而現階段不必然是典型的工會），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發展，雖然有限但值得一賀！今年度的訪調報告內容也更紥實豐富，其中透露整體台灣影視產業的問題具有創見，很值得繼續追索下去。

(作者張十七為政大新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