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話題》預約一個不須道歉的未來

【2008.03.07╱中國時報╱黃舒楣／讀者投書】

台北縣政府強制拆遷三鶯部落，引發爭議。一方面，執行拆除手段之粗暴及政治人物的誠信問題已遭撻伐；另一方面就法制面來看，以「行水區不宜居住」作為拆遷依據的行水區畫設是否公平合理，也值得爭議。但是，被迫遷的原住民在政治、經濟上的結構性困境，從過去到現在，似乎已被社會默認，卻得不到政治負責。

三鶯部落居民傷痛何來？藉由傳媒，不難窺見拆遷現場的廢墟，居民的茫然、悲傷或憤怒，這「傷痛」也曾多次發生在樂生院或其他城市邊緣社區中。筆者以為，應該要關心類似事件中的兩重要議題。

第一，反覆出現的迫遷現象，並非只是一小群流離失所的人的苦境，而更反映了整體社會的病徵。刻意被邊緣化、特殊化的聚落或社區，和其所在的大環境息息相關，相互生成，三鶯部落最早即因六○年代工業、礦業勞工需求，為業主由台東請雇而來。但主流媒體報導所呈現，往往簡化了原住民聚居之形成，甚且被化約為族群特性的問題。

第二，對任何人來說，是在被強迫拆遷的情況下失去住所，除了住屋財產損失，還失去人、環境、生活文化之間的共生關係。

原住民絕對沒有隨遇而安且還能保持傳統文化的特異功能，文化認同和地方感必然會在一次次的搬遷流離中消逝。誤以為原住民的居住權和文化保存能夠被分開安置在「文化部落國宅」和博物館中，實為無知的幻想。而「迫遷」更是無視人權的粗暴手段，處理任何聚落課題，無論公部門依據何等理由，實應代之以充分理解與協商，避免重複錯誤暴行。

我們能不能在來得及的時刻，預約一個不需要道歉的未來？